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生物世纪，或更准确地说，生物技术世纪、基因世纪。伴随克隆羊“多利”的诞生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关于生命伦理的讨论已经广泛而深入的展开。杰里米·里夫金（J．Rifkin）的新作《生物技术世纪——用基因重塑世界》试图从历史和自然哲学的角度，在经济社会的整体构架中，探讨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的合流将带来的革命性变化。里夫金用“基因术”（Algeny）来隐喻生物技术世纪中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基因术是一种技术，但技术决不仅仅是科学的应用。技术作为本质先行，是一种哲学框架，规范和昭显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里，基因术与炼金术（Alchemy）构成发人深省的比照关系。Alchemy来自阿拉伯语，意为圆满，后者源自古希腊语“转变的艺术”（theartoftransmutation）。炼金术士认为一切物质都在自然生长，“所有金属都处在变为黄金的过程中”，他们确信，通过对自然魔力的体悟，人不仅可以在实验室里模仿、而且可以加速和改造这一过程，以达到更高的圆满。如今的基因术士认为生物界共享一个“基因库”，物种作为基因的载体以潜在的形式存在，是非实体的。用精致的实验操作可以将基因分离、修饰和重组，构建出更优化的生物体。技术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思想革命，在基因术的盖覆和彰显之下，人和自然在何种命运中交错？
基因术所开辟的世界是祛魅世界的延续；基因术所开辟的世界也是工业革命塑造的世界的延续；赋予生命专利标志着商业化世界的彻底完成。
基因术所开辟的世界是祛魅世界的延续。第一次科学革命抛弃了“自然是一个活的有机体”的希腊自然观，万物不再保有灵魂，自然不再秉有魔力。物质由微粒构成，其运动是万有引力定律支配下的“僵死”的物理运动。现代化学的创立源自道尔顿的“原子论”，而不是长期实践的炼金术；同样，当代生物学不是博物学传统的延续，甚至不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开端，它发轫于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对生物遗传物质结构的破译。DNA双螺旋模型是一个物理化学模型，至此，还原主义终于深入了柔韧的生命领域内部，“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秘密”（吴国盛语）在分子水平开始得到解释。正是这一发现，使“基因”与“灵魂”、“隐得来希”、“普纽玛”、“阿契厄斯”、“原型”等众多活力论、有机论的用语区别开来，世界又剥除了一层（如果不是最后一层的话）魔力迷雾的笼罩。植物育种不再是美国园艺学家伯班克对樱桃树的喃喃自语，基因术士们要做得更多——将一切透明化和外在化是其目标。经过他们视线的透视，一切可以真正“一眼望到底”。物种的界限不再神圣不可侵犯，基因像一枚枚听话的棋子，只要符合一定的游戏规则，就可以任由人类在不同物种间安插。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预示着每个人都将拥有自己的遗传档案，生物芯片作为遗传筛查的方法大规模进入医学检测之后，每个人都能远眺自己的生物学未来，即使是概率性质的。这种透明化趋势的极端表现在建造人造子宫的想法上。子宫黑暗而温暖，是新生命的孕育之所，是最古老感情的维系之处。而当代医学家却认为子宫是一个危险和有害的环境，“应该尽可能把未来的儿童置于可以被观察和受保护的地方”，以便使胚胎生活在可预测的环境中，及时进行遗传纠正。这种自然的透明化和外在化进一步消解了世界的神秘魅力。
基因术所开辟的世界也是工业革命塑造的世界的延续。人类将生产改造后的有机活体。延续下来的是标准化、可组装的批量生产方式。世界上不仅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克隆技术还将大规模生产遗传构成均一的哺乳动物生物个体。在医学研究和生物工业中，不仅是整体，生物体的部分也成为了制造的对象，这是将生命还原为化学材料的必然后果。器官移植已被器官制作的概念代替：在体外的三维塑料构架中，种下种子细胞，以收获完整的功能性器官。这种思维模式中，生物整体被拆分为可替代的零部件，与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可组装的机器没有区别。在这个意义上，第一次科学革命所允诺的“动物是机器”和“人也是机器”终于得到兑现。
赋予生命专利标志着商业化世界的彻底完成。始于五百年前的欧洲圈地运动使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土地不再是“地母”的宽广怀抱，而变成了可以分割占有的商品；人被降格为劳动力（如今被称为人力资源）；时间变为价值的量度。随之而来的是一部分公有资源（如公海、大气层、电磁频率）的被圈占，成为可以买卖的私有资产。如今更是登峰造极。在农业和制药领域，大量经过微小遗传修饰的遗传工程生命形式被认为是人类的发明，纷纷被授予专利，甚至包括有特殊价值细胞的简单分离和建立纯系，甚至包括人类的大约十万个基因。正如里夫金所说：“国际上把进化了数百万年的生物遗传蓝图转化为私有知识产权的努力，既代表着五百年来商业化历史的完成，也标志着大自然留下的最后公有疆地的终结。”这种专利保护的法律行为提供了商业社会的运转所必需的保证，商业力量一旦启动，则完成了权力的移交。素朴学术的声音越来越微弱，评估和讨论也愈加不可能，一切都将淹没在商业化世界的单极指向中。在这个世界中，自然是身外之物，只有使用价值，而完全失去了内在价值。
基因术士们正昂首迈进“美丽的新世界”。但同时，另一种道路也向我们敞开着。这条路通向一个完整的生物圈，生物在每一层次上与环境发生整合。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生物“新”世纪吗？似乎我们还在“换汤不换药”的老路上走着：机械工业框架下的线性还原思维，再加上商业社会的绚丽包装。还有没有其它的选择？
里夫金认为生物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汇合将提供新的出口。这种汇合不是工具层面上的：计算机处理大量生物学数据或者采用生物材料制作新型芯片，而是概念构架的重合。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是一个开端，他认为生物在与环境发生作用时，以某种方式“预见未来”，从而不断地调节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环境的变化。维纳的“控制论”提供了科学界更容易接受的模型，一个系统通过信息流动和反馈作用来维持自身。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把生物体看作信息系统，工程领域和生命科学领域的术语开始混用。尤其在分子水平，基因被看作是数字化的，遗传物质与计算机的软件系统没有什么区别，它在生物体内的运作依赖环境信息的输入。在进化的层次上，同样出现了新的思维方式。怀特海把进化看作“向创新的创造性擢升”；普里高津认为耗散结构的正反馈作用有可能在复杂性更高的水平上重新组织自身，这种更高的复杂性也就是生物对信息处理过程的改进。新生的“复杂性科学”把生命看作一个复杂性系统，一个层次的混沌行为将在下一个层次产生不可预测的秩序。生物不是完全被动地等待自然选择的生杀予夺，而是一个具有主动性的自组织过程。进化被视为生物在与环境的信息交流中不断增强的计算能力。
一个新的出口总是双向的，它通向不同的自然观和技术方式。基因术士们正昂首迈进“美丽的新世界”，他们认为，人类已进化到这种境地，以至于可以作为重塑自然的设计师来继续生命未来发展的创造性进程。生命的历史性被简单取消，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生命无限伸展着可能性。但同时，另一种道路也向我们敞开着。这条路通向一个完整的生物圈，生物在每一层次上与环境发生整合，人与自然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唇亡齿寒，着眼于此的生态学应该为生态农业和预防医学提供发展的空间。在这样一个宏大系统中，人不能想到就干，毕竟还有很多想不到或者即使想到也无法控制的东西，在化学污染和核污染之后，难道我们还能支付得起遗传污染的代价吗？
面前的这个生物世纪既给了我们“最甜蜜的希望”，又给了我们“最隐秘的恐惧”。这绝不是一次价值无涉的“科学发现”之旅，也不是一次自由无限的“艺术创造”之旅，人类仍围困在现代技术赋予我们的命运中，经历着量的开掘和扩张，而不是质的采撷和持守。
（《生物技术世纪——用基因重塑世界，》【美】杰里米·里夫金著，付立杰等译，上海科教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21．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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